忏悔书（节选）
我参加工作就在检察机关，随着能力的提高和职务的升迁，职业的尊荣感开始异化。我从“知法懂法者，必不会犯法”的自信，逐渐演变为“我是执法者，不可能成为被执法对象”的自大，最终导致自己的特权思想在脑海中生根发芽，如野草般疯狂生长。天真地以为反腐败的刀刃一般不会向内，即便向内，也不过是轻微“划伤”，作为一名检察长也能“大事化小”。我在党性修养上本应当“强”却“弱”，在特权思想上本应当“无”却“重”，双重叠加的后果就是对纪法缺乏敬畏，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之前，我作为检察长，每年都要给县管干部上一堂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题党课。在课堂上，我会用检察机关查办的真实案例，特别是听课学员所熟知的身边人、身边事，来讲职务犯罪的危害。然而，课堂之下，我却成为了商人们的“贴心”朋友，经常在一起大吃大喝、打牌赌博，甚至收受其红包礼金及贿赂。现在看来，我在课堂上下是两种人生、两个结局，课堂上是劝人遵纪守法的检察长，课堂下是自我沦亡的“掘墓人”。
先是高档宴请，再是过年过节送烟送酒，乃至送几千、上万元钱的红包礼金。我很明白这些是违反党纪党规的，但思想上却错误地认为这种程度的“围猎”仅仅属于“轻型”，就像不吃药都能好的轻感冒一样，对我的危害不大，既不会让我违背原则办事、违反法律办案，组织也不会因此查处我。
思想的防线一旦撕开，行为的底线就会一触即溃。2013年初，当某老板以投资分红的名义将80万元现金摆在我面前时，平时自诩能坚守法律底线的我，明知收下就是受贿，但内心只是稍作抵抗，就缴械投降了。我侥幸地认为，不会被组织查处，何况我与该老板不正当经济往来之间还披了一件投资分红的“马甲”，即使被组织查处我也能以此为借口“金蝉脱壳”。
我内心对金钱的贪婪战胜了对纪法的敬畏，自以为是的侥幸战胜了自省自警的理性思维，最终选择了受贿，无知地认为用他人的银行卡来收受钱款便可以匿影藏形，彻底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我曾面向党旗宣誓，要对党忠诚。然而实际上，我却对党不忠诚，甘于被“围猎”，变成了不良商人的“座上宾”，沦落为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腐败分子。
案例剖析
特权是最大的不公。哪里有特权，哪里就会有不公，极易滋生腐败现象。杨译自以为业务过硬便轻视政治理论学习，自以为执法者不会成为执法对象便把检察长身份当成“挡箭牌”，进而不敬畏组织、不敬畏党纪国法，最终因思想上自恃“特殊”而“病”，因行动上不知敬畏而“毁”。
探究杨译心生特权、不知敬畏的原因可以发现，他作为共产党员，入党之初就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，工作之后从未实实在在补过精神之钙。杨译入党仅仅是为了有助于自身发展，走上领导岗位，特别是在秀山、开州检察院担任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后，在党建上当“甩手掌柜”，全部交给政工部门，党内政治生活能不参加就不参加，即使参加也只是照着稿子念，党组书记职务有名无实；甚至在对待中央部署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时，他仍旧抱着过关心态搞形式主义，在学习教育阶段蜻蜓点水，在问题整改阶段作风不扎实、工作不负责，以错误掩盖错误，其政治上麻木、麻痹可见一斑。
一方面精神之钙的缺失让杨译缺少自我反省、对照检视；另一方面随着检察工作经验增加和职务升迁，他的特权思想开始野蛮生长：“反腐败的刀刃一般不会向内，即使向内，作为检察长也能‘大事化小’”。因此，自我要求一再放松，愈发贪图享乐、任性妄为，从一开始出差要住高档宾馆，到把老板宴请、红包礼金当作所谓“轻型围猎”满不在乎，再到帮助老板打招呼承揽工程并以投资分红名义获取高额回报，甚至任性用权擅自将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醉驾起诉标准提高，实在是荒唐之极。
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，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坚定政治宣示。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，以上率下，带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权思想和行为，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，坚持工作重心不移，扑下身子深入群众，面对面、心贴心、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。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教育引导，强化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，让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，始终做到克己奉公、勤政廉政。